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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5章 哗然（第2页）

……

“大人，如今中外物议汹汹，咱们这时参上一脚是否明智？”

‘天津教案’发生的太过突然，而其影响也发酵得太过迅速，两广方面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教案的事情已经被中外所关注。

这时候借助舆论出兵安南，是否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于手下幕僚的担忧，吴可却是很不以为意：“没什么，法国人能利用教案大作文章，一再逼迫朝廷让步，咱们也能寻机找法国人的晦气！”

没等幕僚接话，他便自顾自继续说道：“朝廷此时处境十分尴尬，要是这一次退让了，以后还怎么挺直腰杆跟列强说话？”

“现在，就只能看曾国藩如何应对了，咱们能做的也就是敲敲边鼓而已！”

……

此时已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

4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

“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

，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

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

他让自己的学生、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

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

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

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他就是想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

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

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

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还没跟法国人正面扛上，曾国藩便已先失了三分底气。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

十几天后，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国舆论瞬间为之哗然，曾本人也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

“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

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

“悉被击毁”

，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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