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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外国的大企业经验时,他举了美国、法国、荷兰的许多例子,又提到德国奔驰公司,科威特国家银行占了很大股份,原来的大股东反而变成了小股东,但公司仍然经营很好。
他认为中国不少国营公司亏蚀很大,急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下改革结构。
我说:“好像你刚才所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IBM、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等等,总经理、厂长等等不一定是大股东,都是受薪的雇员。
我国许多国营公司国有的所有性质不变,但可以雇用最精明能干的人来管理经营,为国家赚大钱,付给管理人员的薪金酬劳再高,也只占利润的一个极小百分比,胜于年年亏损,国家要补贴。”
他说:“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聘请能干的管理、经营人才自然是绝对必需的。
至于国有的小企业,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
预定谈话的时间是一小时,但江总书记谈兴很高,我看时间已超过了将近半小时,于是说:“请问关于香港问题,江总书记还有什么话要对香港人说?”
他想了一想说:“第一,香港问题在九七之前,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绝对不容许第三者插手干预;在九七之后,是中国的内政,自然不容许外人干涉。
有人企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第二,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一切国际协议和承诺,希望别的有关国家也同样严格遵守。
第三,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我说,大多数香港人希望中英恢复以前的和谐合作,希望中英对于解开目前的僵局进行谈判。
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谈判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但法治的基础,一是已制订、公布的法律,二是国际条约与协议。
倘若不遵守这两者,什么法治、稳定,全都谈不上了。
只要英方切实尊重这两点,恢复友好合作是不难的。
临别时,他拿了一叠书送给我,都与我家乡有关,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
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所编,是萧乾先生所编文史笔记丛书中的一套。
江总书记笑说:
“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九 钓鱼台宴会席上
当天晚上,丁关根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一起参加的有曾建徽先生、张浚生先生。
丁先生还特地约了我围棋老师聂卫平,他们两人是桥牌的牌友。
宴会的气氛很轻松,聂卫平老师谈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纪录,谈到台湾的沈君山先生,谈到教过我围棋的陈祖德、罗建文两位。
丁先生问聂老师:“你有几个围棋弟子?”
聂:
“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
丁:“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
聂:“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
丁:“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
聂(考虑半晌):“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
众人大笑。
这句外交辞令其真实还不是很准确,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席间当然也谈了些正经事,我问到今后的文化新闻政策。
丁先生谈得很开放,他还说,宣传部英文译作MinistryofPropaganda,在国际间形象不好。
他客气的说请教,怎样改一个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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