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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耳草纸（第1页）

看本月分的日本民俗人类学小杂志dolmen（可以暂译作“窆石”

罢？）的纪事，才知道佐佐木喜善氏已于九月二十八日病故了。

我初次看见佐佐木的名字还是在一九一年，《远野物语》刚出版，柳田国男氏在序文里说，“此中所记悉从远野乡人佐佐木镜石君听来，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以来，晚间常来过访，说诸故事，因笔记之。

镜石君虽非健谈者，乃诚实人也，余亦不加减一句一字，但直书所感而已。”

《远野物语》是在日本乡土研究上有历史意义的书，但在当时尚不易为社会所了解，故只印三百五十部，序中又云，“唯镜石君年仅二十四五，余亦只忝长十岁已耳，生于事业尽多之今世，乃不辨问题之大小，用力失其当，将有如是言者则若之何？如明神山之角鸱，太尖竖其耳，太圆瞪其目，将有如是责者则又若之何？吁，无可奈何矣，此责任则唯余应负之也。”

计算起来佐佐木氏的年纪现在也不过四十七八而已，才过了中年不久，所以更是可惜了。

这二十年来他孜孜不倦的研究民俗，还是那样悃愊无华的，尽心力于搜集纪录的工作，始终是个不求闻达的田间的学者，这我觉得是顶可佩服的事。

他的著作我现在所有的只有下列这几种：

一，《江刺郡昔话》（一九二二年）

二，《紫波郡昔话》（一九二六年）

三，《东奥异闻》（同上）

四，《老媪夜谭》（一九二七年）

五，《听耳草纸》（一九三一年）

末了这一种是六百页的大册，凡一百八十三目，三百三篇的故事，内容既甚丰富，方法尤极精密，可为故事集的模范。

柳田氏序中提出两点云：

“佐佐木君最初也同许多东北人一样，感觉发达到几乎多梦似的锐敏的程度，对于故事之太下流的部分当然予以割弃，又有依据主观而定取舍的倾向。

后来却能差不多按住了自己的脾气，为了那绝无仅有的将来少数的研究者留下这样客观的纪录，那决不是自然的倾向，而是非常努力的结果。

向来讲故乡的事情的人往往容易陷于文饰，现在却能脱去，特别是在这方面趣味本来发达的人而能够如此自制，这实在是很不小的努力罢。

这里的问题只在如此特殊的苦心将来的研究者能够怎样的感谢才好呢。

我在当初《紫波郡昔话》及《老媪夜谭》成书的时候，一面常同情于这为人家所不知道的辛苦，一面也兼司警戒之役，怕这书不要成为佐佐木君个人的文艺了么。

到了现在，我想这个警戒的必要已经没有了。

假如可能，只想予这采集者以若干的余裕，使他能将这样辛苦的集录成的东西自己先来玩味一下。

此外则是，不只是有些单纯的共鸣者起于各地，乃是期望渐渐有人出来，用了和他大略相同的态度，把本地的故事尽量的集录下来。”

柳田氏所说的话实在可以作我们的当头棒喝。

近年来中国研究民俗的风气渐渐发达，特别是在南方一带，搜集歌谣故事纪录风俗的书出来的很不少了，可是在方法上大抵还缺少讲究。

集录歌谣的因为是韵语的关系，不能随便改写，还得保留原来的形状，若是散文故事那就很有了问题，减缩还要算是好的，拉长即是文饰之一种了，有时候同在话剧台上常要使用出旧戏的小丑或老生的表现法一样，增长故事里排调或方正的分子，这便成了所谓个人的文艺，而且又常常不是上好的一路，于是只好归入俗语的“文不像誉录生武不像救火兵”

这类里去，正是画蛇添足点金成铁了。

民间传述故事的时候往往因了说者的性质与爱好，一篇故事也略有变化的地方，不过那是自然变化，有如建筑刻石之为气候风雨所影响，是无可如何的事，若是搜集笔录的人不能够如实的记述，却凭了自己的才气去加以修饰，既失了科学的精严，又未能达到文艺的独创，那么岂不是改剜古碑的勾当，反是很可惜的么。

还有一层，中国作这些工作的机关和人员都不能长久继续，这或者是因为这些都属于官立机关的缘故亦未可知，总之像佐佐木那么耐得寂寞，孜孜矻矻的搜集民俗资料，二十年如一日的人，点了灯笼打了锣去找也找不到，这是实在的。

民俗学原是田间的学问，想靠官学来支持是不成的，过去便是证明，希望他在中国能够发展须得卷土重来，以田间学者为主干，如佐佐木氏的人便是一个模范值得我们景仰的了。

二十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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