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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风俗诗（第2页）

，序文不记年月，唯中云甲戌见竹枝词八十首，案即癸酉之次年，为嘉庆十九年也。

丁，杨静亭著《都门杂咏》一百首，序署道光二十五年即乙巳岁，原附《都门纪略》后，今所见只同治元年甲子徐永年改订本，所收除静亭原作外，又增入盛子振王乐山金建侯张鹤泉四人分咏，总共二百十七首，计静亭诗有一百首，可知未曾删削，唯散编在内而已。

光绪三年丁丑改出单行本，易名为“都门竹枝词”

，增加三十五首，不著撰人名字，且并原本五人题名亦删去之，殊为不当，至十三年丁酉《都门纪略》改编为《朝市丛载》，照样收入，又增二十余首，则文词且欠妥适，更不足取矣。

光绪后亦有新作，今不多赘。

照上边所记看来，大概以乙丙两种为优，因为讽刺多轻妙，能发挥风俗诗的本领，《草珠一串》序云，《京都竹枝词》八十首不知出自谁手，大半讥刺时人时事者多，虽云讽刺，未寓箴规，匪独有伤忠厚之心，且恐蹈诽谤之罪，友人啧啧称善，余漫应之而未敢附和也。

可见在癸酉甲戌当时，这讽刺觉得很锐利，作者不署名或者也由于此，到了今日已是百余年后，无从得知本事，可是感觉说得刻薄，总是真的，而这刻薄的某种程度在讽刺诗上却也是必要，所以不能一定说他不对。

平心而论，此无名氏的著作比较硕亭得老夫子或者还是高出一分，也正难说。

说到这里我连想起日本的讽刺诗或风俗诗来，这叫做川柳，在民国十二年夏天我在燕京文学会讲演过一回，其中有一节云：

“川柳的讽刺大都是类型的，如荡子，迂儒，出奔，负债之类，都是所谓柳人的好资料，但其所讽刺者并不限于特殊事项，即极平常的习惯言动，也因了奇警的着眼与造句，可以变成极妙的漫画。

好的川柳，其妙处全在确实地抓住情景的要点，毫不客气而又含蓄的抛掷出去，使读者感到一种小的针刺，似痛似痒的，又如吃到一点芥末，辣得眼泪要出来，却刹时过去了，并不像青椒那么粘缠。

川柳揭穿人情之机微，根本上没有什么恶意，我们看了那里所写的世相，不禁点头微笑，但一面因了这些人情弱点，或者反使人觉得人间之更为可爱，所以他的讽刺乃是乐天家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并不是厌世者的诅咒。”

上边提到东方朔，现在可以知道凡滑稽家他们原是一伙儿的。

中国风俗诗或谐诗未曾像川柳似的有过一段发达的历史，要那么理想的好自然也不容易，但原则上我想总是一致的，至少我们的看法可以如此。

要举出充分的例来，有点可惜珍贵的纸，姑且把别家割爱了，只引用无名氏的词本，而且可以关于书生生活为限，这就是上文所谓迂儒的一类。

如《考试》十首之一云：

“水陆交驰应试来，桥头门外索钱财，乡谈一怒人难懂，被套衣包已割开。”

其二云：

“惯向街头雇贵车，上车两手一齐爬，主人拱手时辰久，靠着门旁叫腿麻。”

又其三云：

“短袍长褂着镶鞋，摇摆逢人便问街，扇络不知何处去，昂头犹自看招牌。”

这里把南来的考相公写得神气活现，虽然牛山和尚曾有老僧望见遍身酥之咏，对于游山相公大开玩笑，现今一比较却是后来居上多多了。

又《教馆》十首亦多佳作，今录其二云：

“一月三金笑口开，择期启馆托人催，关书聘礼何曾见，自雇驴车搬进来。”

又其八云：

“偶尔宾东不合宜，顿思逐客事离奇，一天不送先生饭，始解东君馆已辞。”

其十云：

“谋得馆时盼馆开，未周一月已搬回，通称本是教书匠，随便都能雇得来。”

这诗真是到现在还有生命，凡是做过书房或学堂的先生的人谁看了都觉得难过。

近年坊间颇盛行的四大便宜的俚语云，挤电车，吃大盐，贴邮票，雇教员。

教书匠的名号至今存在，那么受雇解雇的事自然也是极寻常的事，这条原理不料在一百三十年前已经定下了。

替塾师诉苦的打油诗向来不少，如《捧腹集》中就有《青毡生随口曲》七绝十四首，《蒙师叹》七律十四首，可是无论处境怎样窘迫，也还不过是“栗爆偶然攒一个，内东顷刻噪如鸦”

之类而已，不至于绝食示意，立刻打发走路。

《随口曲》有云：

“一岁修金十二千，节仪在内订从前，适来有件开心事，代笔叨光夹百钱。”

原注云，市语以二百为夹百。

“乡馆从来礼数宽，短衫单袴算衣冠，燥脾第一新凉候，赤脚蓬头用午餐。

最难得是口头肥，青菜千张又粉皮，闻说明朝将戽溇，可能晚膳有鳑鲏。”

这样看来，塾师生活里也还有点有趣的地方，不似都门教馆的一味暗淡，岂海宁州的境况固较佳乎，理或有之，却亦未敢断言也。

民国乙酉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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