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
他们不分年龄、性别,均按半军队化管理,编到划定的连、排、班里,由军宣队的军人或工宣队师秦管理。
不准请假,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若有特殊情况需请假的,要层层报批。
他们的学习内容就是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等繁重的体力劳动。
天天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
要“早请示、晚汇报”
。
赵俊凯和宁海强这对难兄难弟,转业后相约到了东北一个城市,一个官至车站站长,一个官至市文化局副局长,平时忙得总说见面难,这回被下放到同一所五七干校,在这里能天天见面让他们百感交集。
在被逼供承认自己是反动组织的时候,俩人互相鼓励,打死斗死也不承认。
那时有一个顺口溜说“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
赵俊凯的车站加上列车段、车辆段共有四千名职工,其中有一千五百人被打成“五一六”
分子受到审查和关押,但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五一六”
是干什么的。
宁海强的文化局全部工作人员不到800人,抓出的“五一六分子”
就有400多名。
他妻子老家在上海宝山县,共清出五千多名“有问题”
的对象,造成40多人被逼自杀。
妻子的全家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说家里开的麻将社是“五一六”
的开会据点,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岳父就是自杀者之一,成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典型。
而“举报”
他的是他平时最好的酒友。
让赵俊凯和宁海强最痛心的就是告密行径盛行,人心变质了,中国人传统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都在运动中被无情践踏。
一个人随时会被包括亲人、朋友在内的人出卖和诬陷。
在这种情况下,互相提防,互相猜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及冷漠达到了极限。
要不是有重机枪的魂在他们心中,他们都不敢彼此信任。
占彪和成义仍然是以外调的名义“提审”
了这对难兄难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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