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颂公正无私的审理下,这起案件并未如新党期望的那样酵扩大,从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新党见苏颂并不配合,认定他是阻碍计划的绊脚石,于是决定对他进行排挤,企图将他从案件中剔除出去,从而能够更好地操纵此案,实现打压旧党的政治目的。
元丰二年(o年),苏颂在尚未就陈世儒案作出定论之时,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祥符县令李纯所牵连的违法僧侣案波及,御史舒亶以此为契机,以“故意放纵罪犯”
的罪名弹劾苏颂,迫使他被贬至濠州出任知州。
苏颂遭贬黜,意味着陈世儒案失去了一个公正裁判的舵手,案件旋即被移交至大理寺进行重审。
这时,大理寺丞贾种民,作为新党阵营的一员,顺势接管了此案的审理权。
于是,原本的人伦悲剧逐渐演化成一场新党打击旧党的政治大戏。
新党以陈世儒与旧党关系密切为由,蓄意扩大此案的影响,续逮捕了与陈世儒有亲属联系的吕希亚、晏靖,甚至连吕公着的女婿、儿子等一干人等均未能幸免,被投入囹圄。
戏剧性的是,早已被贬谪至濠州牢狱的苏颂,在那里竟与同样因“乌台诗案”
被捕的大文豪苏轼不期而遇。
贾种民试图逼迫苏颂诬陷吕公着曾向其求情干预此案,但苏颂坚守底线,断然拒绝:“诬陷他人致死,是我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由于苏颂拒不合作,新党再次对他施以贬谪。
眼看案件越闹越大,宋神宗察觉事态失控,急忙下令将案件从大理寺转交给御史台审理。
然而,此时御史台的掌舵人蔡确不仅是新党内部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与陈家有宿怨——当年蔡确的父亲蔡黄裳在担任陈州录事参军时,因故遭到陈执中罢免职务。
新仇旧恨交织,蔡确决意借此机会报复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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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九月,御史台在蔡确的主导下,终于给出了结案报告:陈世儒夫妇被认定共同策划并实施了弑母罪行,依据大宋律法,两人应当处以极刑。
那时,宋神宗面对陈世儒一案,心中起了微妙的犹豫。
毕竟,陈执中膝下仅此独子,倘若陈世儒身异处,陈家便面临血脉断绝的境地。
他思索着是否能网开一面,让陈世儒留下,延续陈家的祭祀香火,私下不禁提出:“只此一子,何不留他以保全家族祭祀呢?”
御史台的蔡确立场强硬,对于神宗的恻隐之心不以为然,厉声反问:“对于如此悖逆纲常伦理的滔天大罪,岂能轻易宽恕?”
他的质问掷地有声,仿佛敲响了正义的钟鸣。
最后,铁面无私的判决落下,陈世儒夫妇及其参与谋杀的众多婢女共计十九人,悉数被判死刑;其他相关涉案者则被流放到边远之地。
与此同时,因对此案处理失当、涉嫌包庇罪犯,开封府原负责官员遭受惩处;大理寺的法官们因借机扩大打击范围,亦未能逃脱责罚,其中大理寺丞贾种民更是因此被降职处分。
而吕公着的儿子吕希绩、吕希纯,侄子吕希亚,以及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关联人物晏靖等旧党子弟,纷纷因卷入此案旋涡,受到贬谪的惩罚。
背后的真相却是,新党意图借助此案一举扳倒旧党两位核心人物吕公着和司马光,通过陈世儒案动了一场针对旧党的全面攻势。
幸运的是,这些旧党二代虽身处险境,却未曾屈服于压力,坚决扞卫父辈清誉,不曾构陷长辈。
这件看似普通的刑事案,因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党派斗争,逐渐酵成为新旧两党激烈攻讦的战场。
同一时期,还有另外两起类似案件,如同镜像般映射出朝廷内部的裂痕。
自此,大宋朝廷的秩序开始暗潮涌动,渐趋瓦解。
新旧两党为了各自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互相倾轧,这无疑为日后宋朝的衰败乃至覆灭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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