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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世界经济的东方中心与迷幻的朝局（第1页）

大明弘治五年。

西历1492年，8月3日。

在西班牙联合统治者，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的资助下，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始向西航行，试图探索一条通往东方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

10月12日，船队抵达美洲巴哈马群岛，但哥伦布却坚持认为自己西航所达之处为印度，故极其错误地将美洲原住民称作“印第安人”

。

此后的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在迪亚士发现非洲好望角的基础上，开辟了欧洲从海上直通印度的新航路。

从这一年开始，世界各大洲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国际贸易量迅速增加。

自此，世界市场开始有了一个雏形，商业全球化也露出了它的小荷尖角。

虽然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稳步增加，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1500年至1800年之间，也就是地理大发现到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非西方，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不管是从经济分量上看，还是从技术和生产力上看，抑或从人均消费上看，甚至是从所谓的比较“发达的”

“资本主义机制的”

发展上看，欧洲在结构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

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甚至是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

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

在中明到中清的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造和出口优势，在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时都是顺差。

不仅邻近的国家，与中国保持着以君臣关系为基础的朝贡贸易，甚至遥远的欧洲国家与美洲国家都卷入了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

这使得以绸、瓷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而占全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与此同时，西方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华，在传教的过程中把欧洲的科学文化传播到中国，与传统的中华文明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流。

自徐光启从正四品詹事府少詹事跳升至正二品礼部尚书，并以朝廷的名义向澳门耶稣会发出邀请函到现在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了。

函件由通政使司发出，先从北京出发走京杭大运河一路下到杭州，之后再走海运从杭州发到广州。

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陈邦瞻，接到北京方面发来的函件之后的第一反应是疑惑。

因为万历四十四年，在南京掀起了一场针对耶稣会的教案。

“南京教案”

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它的问题在于，本次教案由前不久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沈发起，而教案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罕见地下旨，命令广东督抚将耶稣会人士驱逐出境。

同时，执行这一命令的人，是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云南的兵部右侍郎周嘉谟。

周嘉谟现在也在北京，并任九卿之首、“天官”

吏部尚书。

更让陈邦瞻不解的是，这封函件上面盖着礼部的官印，署名却是徐光启。

在陈邦瞻的印象里，徐光启还是一个在通州练兵詹事府少詹事。

而且，徐光启和周嘉谟同属东林党。

沈是现任内阁首辅方从哲的同乡，是靠着方从哲的学生、齐党领袖亓诗教的会推，才得以进入内阁的递补名单。

也就是说，邀请耶稣会进京的徐光启，和把耶稣会驱逐到澳门去的周嘉谟是一党的人。

发起南京教案沈是反东林党联盟那一边儿的，但在教案这件事上，他又在客观上与东林党的周嘉谟有过合作。

陈邦瞻拿着函件想了半天，愣是没想通朝廷里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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