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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6章 错误（第3页）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

，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

不久后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还有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

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更有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

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

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

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

和“大清圣皇”

，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天津教案”

真正的悲剧所在；就能理解真实历史上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

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

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

的情感。

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

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

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

、“被评价过高的人物”

、“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

、“才能不过平庸而已”

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

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

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

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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