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
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
这
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
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
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
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昔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
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
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汽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
起初写的
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
为隐语。
其后在很多作品
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
正式以抗战
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
我们都
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
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
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
。
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
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
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
也被列名其内。
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
。
他踌躇仿煌之际,我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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