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如今你说我的不是，是因为新法侵犯了官吏们的职权，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
效法先皇的贤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是生非；替国家理财政，这不是搜刮钱财；驳斥错误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至于那么多的怨恨和诽谤，我本来也预料到会是这样的。
“人习于茍且非一日。”
人们习惯于茍且偷安、得过且过早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陛下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在乎会有多少人反对，想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反对的人怎么会不对我大吵大闹呢？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如果君实责备我是因为我身居高位，而没能帮助陛下干一番大事业，使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是有罪的；如果你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那我可不敢领教了。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臱儿觉得自己夹在这两个老头子之间送信真是莫名其妙。
司马光认为，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财物的总量是一定的，国家有钱了，自然就是剥削了民众，只不过这里的民众是封建地主和富农而已。
司马光看来，财富是一场零和博弈，国家与百姓是对立关系，因此主张节用。
注3.
王安石则认为财富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关键在于理财是否妥当，国家和百姓也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互利共生，因此提倡开源。
王安石所做的就是一种雏形般的宏观调控，多征收富人的钱财来补充政府财政支出，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的方式救济灾民。
但难就难在司马光代表的正是士大夫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利益，不只是司马光，大多数朝臣也都是如此。
所以王安石也清楚，呈口舌之辩怕是也辩不明白的，人家损失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新法一出王安石便与自己的亲眷好友都不再是同路之人。
王安石十几年前在舒州任通判时就曾做过一篇《游褒禅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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