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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同学正好都厌烦了听那些课，觉得再听下去未必成为书呆子却一定成为呆子，于是便欢天喜地地打点行装，只有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得了肝炎，不仅不能去，还要由医务室隔离，眼泪汪汪的十分悲伤。

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苏太仓浏河，每个村去一个教师、一个同学，再搭配一个从附近县乡抽调过来的农村干部。

在一堵公布名单的墙上看到，与我一起到一个叫郏家宅的村子里去的农村干部叫李惠民，而教师，则是张可。

三

我们三人住在全村最穷的一户农民家里，这家农民有三间小泥屋。

东间挤着房东夫妻和子女；西间住着房东的母亲，还养了两只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具和吃饭，又养着四只羊。

六只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

我和李惠民住中间那间，与四只羊相伴；张可老师住西间，与房东母亲和两只羊相伴。

我们三人就在这家吃饭。

按城市标准交饭费，但照规定，如果饭桌上出现了荤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动。

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家人家的下饭菜永远只有一碟盐豆，连一片青菜也没有，这让人感到奇怪。

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参加田间劳动，第二是帮助这个村庄清理近几年的账目，看看有没有人贪污。

但清理来清理去，最大的疑点数还及不上我们三人每月交的伙食费。

当然不敢说房东贪污，但我们三人的脸色已每况愈下。

我年轻，更依赖营养，张可老师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说了：“你正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我昨天去打听了，你的其他同学也在补营养。”

说着悄悄递给我几粒巧克力。

农村干部李惠民则每天晚上端给我一小碗炒米粉，这是他的未婚妻留给他的。

张可老师当时应该是四十四岁，她在那间低矮的泥屋里挂了一顶雪白的帐子，与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两只羊勉强分开。

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伙食、住宿，而是用水，因为这儿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条杂草丛生的污浊小河沟。

另一项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无比的淤泥中她简直迈不开步，有时狠心一迈又必定重重摔跤，引来座座泥屋门口的一片笑声，我便一拐一扭地赶去搀扶。

进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焕发，走到门口站着与我说一会儿话，顺便扫了一眼我手中卷着的书。

下乡时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较耐读的书带来，那是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真正的专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让她看见。

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熟悉的书籍的感应总是超常的，张可老师只远远闪过一眼就笑着说：“不要只读兰姆，最好读原文。”

我红着脸说：“那是古英语，很难。”

张可老师说：“你真不知道读原文的乐趣有多大。”

然后她又比较起朱生豪和吴兴华的翻译，用郑重的口气介绍法文翻译家傅雷，最后对我竟然没听说过傅东华有点不满意，说这是一位国学西学俱佳的学者。

说着她走进西屋拿出一本陈旧的牛皮纸封面文集，里边有一篇傅东华论国学的文章，让我阅读。

谈话一旦开始就渐渐养成了习惯，她即便是随口说几句也能带给我一个文雅的世界。

我毫不掩饰地抱怨学院里课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说，倒真的不必来读戏剧文学系。

“莎士比亚是位诗人，向他学编剧技巧委屈了他；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是导演；至于传统戏曲，剧本历来不重要，主要是演员的表演。”

她从根本上动摇了我本来就不坚实的专业思想后，又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剧女老生演员张文娟，用词之热烈在她平日的从容谈吐中很少见到。

对此我不无惊异，但结果却是触动我日后渐渐建立起一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比较健全的戏剧观念。

对于在戏剧学院的课堂上已经消失、而在学生课余阅读中仍然热门的贝克、劳逊、亚却、斯坦尼、布莱希特，她以温和的语气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看似至高无上的大师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温和的声音化解了一大半，这节省了我多少钻研的时间，提升了我多少鸟瞰的高度！

减法比加法更值得感谢。

天暗了，一盏昏黄的油灯点燃了起来，房东又在叫我们去吃盐豆稀饭。

饭后，农村干部李惠民和我们坐到了一起，他说：“你们经常在谈的东西我听不大懂，知道自己没文化，现在天天晚上练毛笔字，请你们帮我指点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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