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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视频片段 决策 趋势（第2页）

“汲公劳苦功高。

功高者不可以不赏，朕早已在府库中预备下了，只要汲公推举的工匠能于国有大利，朕便会赐予汲公金千斤，丝绸五千匹；还望大夫不要推辞。”

汲公不觉抬头了皇帝一眼赏赐大臣哪有提前告知的天子此举，无非是将他汲黯当作了徙木立信的大旗，向朝中百官展示推举能工巧匠后的巨大利益；有此榜样在前，想来公孙弘、主父偃等必将一马当先，争先恐后举荐工匠了。

只要于国有利，做大旗就大旗吧。

汲公深深俯首“臣谢恩。”

如果以汉朝辉煌的产业升级为例，那么宋代以后的华夏王朝就简直是不可以原谅他们的保守、自闭、冷漠是不能用客观条件来推诿和解释的。

如果宋以后拥有造纸术、火药与马镫的华夏都算是被客观条件所局限的话，那么交通条件极为原始，尚且只能依赖竹简来传递消息的汉朝，又是怎么完成它领先世界一千年的技术革命的呢

归根到底，产业进步还是一件高度仰仗于人力、仰仗主观意愿的事情。

武皇帝时固然得天之幸，等到了战国至秦以来冶铁技术爆发的前夜；但技术进步从来不是水到渠成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瓜熟蒂落的东西，技术的萌芽固然是珍贵的，但注意到这宝贵萌芽的敏锐目光，乃至持之以恒投入资金的强硬意志，才是决定一个文明命运的关键抉择。

如果诸位意识不到这些品质是多么的珍贵，那么不妨将眼光放到一千年以后。

自唐末五代以来，炼丹术士们开发出的火药便已渐渐应用于攻城摧坚之中，那么，面对着这堪称伟大的军事变革，足以改写一切战场逻辑的技术，大宋庸庸碌碌数百年的大宋，被蛮夷灭国两次的大宋，又有何作为

产业技术的飞跃当然是很珍稀，很罕有的幸运。

但仅仅将技术归之于珍稀与罕有的天命，则无疑是对武帝最大的侮辱。

运气或许是实力，但鉴别运气、把握运气需要更大、更坚决，更不可动摇的实力。

如果对武帝的水准与眼光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可以稍稍举一个案例。

张骞出使西域十余年，曾在大夏见到了蜀地生产的邛竹杖、布匹，是从身毒千里贩运来的珍物；见多识广的博远侯立刻意识到，自蜀地出高原山岭，必然有一条直通身毒的隐秘商路，而以此转运汉地的货物，不但可以避开西域匈奴人的侵扰，还能掌握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回朝张骞上报了猜想，皇帝的反应是“欣然”

，立刻任命张骞为发间门使者，四道并出，凿通蜀地商路，强力平定西南盘踞的诸夷，“夜郎自大”

等逸事，正肇因于此。

当然，相较于武帝开拓西域的伟业，他在西南商道的经营实际上是不足挂齿的。

史记、汉中均只有寥寥数笔而已。

但却正是这寥寥数笔的小事，反而愈发能凸显武帝那真正超乎于庸俗之上的雄才大略。

征匈奴与平西域固然是辉煌的功业，但也恰恰因为它无可质疑的战略地位，历来便被汉帝视为头等要事；所谓“复九世之仇”

，自文、景以降，从来都是念兹在兹，秣马厉兵不敢稍忘；执行这伟大的战略固然艰难，但至少决策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历代皇帝已经反复思虑过了，继嗣之君只需萧规而曹随即可。

但开通西南商道就不同了。

相较于征伐匈奴历时数帝的思虑，凿通蜀地的依据不过只是张骞的一句话而已

张骞会不会在撒谎张骞会不会忽视了关键的消息开凿西南商道的收益能否弥补成本

每一个问题都无法回答，但偏偏每一个问题都是致命的。

换言之，这是极端模糊、扭曲、充满了信息迷雾的领域，朝廷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拒绝决策，选择保守，将张骞的汇报一笔带过。

但也唯有在这样模糊扭曲充满信息迷雾的领域，武皇帝那种敏锐到吓死人的眼光才超然脱乎群俗之上，真正展现出顶级政治家的能力。

仅凭一个使者在数千里外的异国他乡聆听到的只言片语，就果断做出国策级别的调整，这在各种意义上都近乎于疯狂；但武帝偏偏就做了，不仅做了，还做得相当坚决，也相当成功他耗费巨资开辟的商道，后世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或曰“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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