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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录（第2页）

《清嘉录》十二卷这恐怕是顾氏最重大的业绩了罢。

如顾承序中所说，“荟萃群书，自元日至于岁除，凡吴中掌故之可陈，风谣之可采者，莫不按节候而罗列之，名之曰‘清嘉录’，洵吾吴未有之书也。”

凡每卷记一月的事情，列项目共二百四十二，纪述之后继以征引，间加考证。

如顾日新序中所说，“访诸父老，证以前闻，纠缪摘讹，秩然有体。

庄子谓道在蝼蚁，道在尿溺。

夫蝼蚁尿溺至微且浊矣，而不嫌每下而愈况，盖天地之至道贯于日用人事，其传之于世者皆其可笔之于书者也。”

称赞与辩解混合的说法在当时大约也不可少，其意思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未免说的旧式一点罢了。

我们对于岁时土俗为什么很感到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就为的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

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大抵主意在于实用，但其对于季节的反应原是一样的。

在中国诗歌以及绘画上这种情形似乎亦很显著，普通说文学滥调总是风花雪月，但是滥调则不可，（凡滥调均不可，）风花雪月别无什么毛病，何足怪乎。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与看见泥土黑了想到可以下种，同是对于物候变迁的一种感觉，这里不好说雅俗之分，不过实者为实用所限，感触不广，华或虚者能引起一般的兴趣，所以仿佛更多诗意了。

在这上面再加上地方的关系，更是复杂多趣，我们看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则别有亲近之感。

《清嘉录》卷四记立夏日风俗其秤人一条云：

“家户以大秤权人轻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验夏中之肥瘠。

蔡云《吴歈》云，风开绣阁飏罗衣，认是秋千戏却非，为挂量才上官秤，评量燕瘦与环肥。”

南方苦热，又气候潮湿，故入夏人常眠食不服，称曰蛀夏，秤人之俗由是而起，若在北地则无是矣。

又卷五记梅雨有梅水一条云：

“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

徐士《吴中竹枝词》云，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薰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

案长元吴志皆载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中，水味经年不变。

又《崑新合志》云，人于初交霉时备缸瓮贮雨，以其甘滑胜山泉，嗜茶者所珍也。”

正如卷首例言所说，“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

这里记的原是吴俗而在我读了简直觉得即是故乡的事情了。

我们在北京住惯了的平常很喜欢这里的气候风土，不过有时想起江浙的情形来也别有风致，如大石板的街道，圆洞的高大石桥，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不要说大风会刮下来，就是一头猫走过也要格格的响的。

这些都和雨有关系。

南方多雨，但我们似乎不大以为苦。

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用竹水溜引进大缸里，即是上好的茶水。

在北京的屋瓦上是不行的，即使也有那样的雨。

出门去带一副钉鞋雨伞，有时候带了几日也常有，或者不免淋得像落汤鸡，但这只是带水而不拖泥，石板路之好处就在此。

不过自从维新志士拆桥挖石板造马路拉东洋车之后情形怕大不相同了，街上走走也得拖泥带水，目下唯一余下的福气就只还可以吃口天落水了罢。

从前在南京当学生时吃过五六年的池塘水，因此觉得有梅水可吃实在不是一件微小的福气呀。

附记

案明谢在杭《五杂组》卷三云：“闽地近海，井泉水多咸，人家惟用雨水烹茶，盖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须梅雨者佳。

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粪土也。”

又卷十一云：“闽人苦山泉难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过之。

然自淮而北则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绝佳。

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净，多秽泥涂塞故耳。”

此两节均说明北方雨水不能用之故，可供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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