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将苏星云宣扬的土地革命归类为邪门歪道。
至于化学和物理这些绝对正确的自然科学，这些文人倒是没有反驳，也没有指责自然科学为奇技淫巧。
他们的见识还没有像清朝那些迂腐之人一样，鄙视那些能炼钢造炮、关乎国家武备的学科。
然而，江南文人很快又被苏星云推出的禅让制再次震惊了。
苏星云根本没有将权力移交给子孙的打算，而是选择交给那些从基层一步步上升上来的能吏。
尽管这些旧文人认为苏星云体系下的官员们不通文雅，是粗鄙之人，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的确是能吏。
将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就是这些能吏能力的明证。
但是，这样一来，用儒学来影响苏星云的下一代就变得不可能了。
如果苏星云打算将权力传给子孙，那么就必须让子孙学习儒学。
儒学在阐述人性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是一流的。
作为一个继承祖辈皇位的皇帝，他或许可以不会干事，但他必须学会管理人。
不会干事，有人帮忙干，国家最多出些问题；但若不会管人，那便是死路一条。
然而，苏星云再次超出了这些文人的思维常理。
如果国家是由禅让的能人来治理，那么帝王心术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根据苏星云提出的禅让制，被禅让的对象都是经过三年严格考察，凭借卓越能力和才干赢得人心的杰出人才。
能者居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对于这些大才而言，治国无需依赖帝王心术等权谋小技，他们更倾向于制定规则，依法治国，而非人治。
随着儒家丧失对地方的治理权，以及对未来高层的影响力，这些旧文人若不想被边缘化，就必须学习苏星云编纂的理化书籍并通过考试，加入共和体系。
在共和体系中，儒学并非晋升的必要条件。
那些在共和体系就职的旧文人，即便能够坚守儒学，也难以保持其昔日的影响力。
儒家掌控中国上千年的道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尽管现如今中国的儒生中不乏人才，他们也能洞察共和更合理的治国方法和儒家未来的处境，但即便如此，也无人能够扭转这一历史潮流。
用儒治国这种陈旧的治理模式，注定将被更为先进、方向正确的依法治国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在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仍有人心怀不甘，不愿接受失败。
中国的地主阶级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在全天下的地主阶级中，已经悄然形成了抵制共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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