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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商鞅变法二（第2页）

但在旧体制的保护下，已形成无作为的惰性：为官者尸位素餐，只求享乐；做吏的巧取豪夺，吮食小民。

上下因循守旧，举国暮气沉沉，不图进取，随遇而安。

试观：关东已尽用铁器，遍地沃野；而秦农还在以石耜耕种，致使关西大地，千里荒芜，所产之粮，不足半年之食；所收之税，不能足官吏俸禄。

如此，国家能富？兵力能强？百十年来，秦的疆土无尺寸之扩，反被人夺去河西重地，攻下函谷要塞，您还有脸吹什么‘功成’？

说到‘民安’更令人齿寒，丰年尚衣食不足，啼饥号寒，一遇灾难，饿殍遗路，百姓困于贫穷，铤而走险；豪绅邑蓄私兵，争斗不断，请问甘大夫，这就是您所谓的‘民安’？

世俗人由于惰性，大都愿意生活在习惯势力的荫庇下，只求眼前得过且过；所谓‘学者’也只局限于能够符合世俗意愿的事理表层，缺乏远大高深的目光。

跟这些庸人不可能讨论如何改变、制订‘礼、法’的大事。

所以，总是由聪明睿智的圣贤制订‘礼、法’，而愚蠢无知的顽冥，只能遵照执行，被礼法所控制！

坦率的说，甘大夫，既然你死抱着‘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据法而治、吏习民安’这种僵化的观点不放，就说明您属于那种为‘礼、法’所制的愚民，不够资格参加今天的讨论！”

这一番淋漓尽致的痛骂，其实把所有“反对派”

都给包括进去，秦孝公听得高兴，不禁叫了一声：“好！”

便问：“谁还发言？”

按预定，该轮到杜挚，他被商鞅的利口骂的胆怯，却又不能缄口无词。

事先打好的底稿不忘也拿不出了，只得绕个圈子以退为进：“大良造言之有据，证明‘礼可更，法可变’也就罢了，但臣听说，得不到十倍的效益，就不更换工具；得不到百倍的效益，就不改变方法。

农、工细事尚且如此，国家的根本大法，自然更得考虑变后的效益了，您提倡‘变法’又能给国家带来多大好处？请指教不敏。”

商鞅一笑：“汤、武立新而为王，桀、纣循旧而丧国。

可见，变法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您自己计算一下，其利几何？”

太子驷的老师、太师公孙贾年过七十，没有精力参加这种“舌战”

，坐在这儿也只起个助威壮胆的作用，眼见己方一个个铩羽败退，自己不好光看热闹一言不发，可事前原以为不必他上阵即可大获全胜，所以没准备发言稿，仓猝临敌，只能哼出一句：“反正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对这位老先生必须尊重，但对这句反对“变”

的核心又必须驳斥：“请允许臣讲个小故事：一个楚人趟水过河，在浅处留下标识，回来时因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丈余，他却仍然按旧标识处下水，结果当然要被淹死。

当今之世，周天子已徒有虚名，诸侯纷争，互相吞噬，非你死即我活，不但与尧、舜时相差万里，和我穆公当年也不可同日而语。

此即‘河水猛涨’，若仍‘法古、循旧礼’，何异于楚人之按旧标识、涉新水？与‘变法’相比，您认为哪个是‘走邪路’犯错误？”

为了顾全公孙贾的面子，商鞅没有尖锐地抨击他，但一个“小故事”

也讲得他哑口无言。

秦孝公长长的轻吁了一口气：没有人也没能力再阻止“变法”

了！

商鞅在这场辩论中取得胜利，又进一步为“变法”

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更加坚定了他专任商鞅推行新法的决心。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新法”

颁布后，在城、乡民众中却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因为普通百姓看了，都认为给“平民”

的好处太多，肯定是一纸空文，不相信上边能按说的那样兑现，老百姓受的骗太多了。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让人在行人密集的城北门竖一木杆，并宣布：谁能把它扛到南门，赏十金。

围观的人不少，但都觉得这根木杆并不重，扛到南门路也不远，事微而赏重，很可疑，说不定又是哪位大老爷想拿个傻小子寻开心，才做这个“套儿”

逗着你往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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