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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2章 风云激荡二（第2页）

总之台湾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贵国代谋……应请贵中将撤兵回国，以符条约而固邦交可也。”

应当说，李鹤年的回函对琉球漂民事件如何处理作了正面回答，要求日本撤兵也有理有据，但是西乡从道接到复函后，不仅毫无撤兵之意，反而加紧向高山族进攻。

5月1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外务省进行诘问。

照会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立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之属。

……此次忽闻贵国欲兴师前往台湾，是否的确，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倘贵国真有是举，何以未据先行议及，其寄泊厦港兵船，究欲办理何事，希即见复，是所深盼。”

照会用语软弱，无强烈抗议之词，更无针锋相对之意，对台湾生番所置“向未绳以法律”

之词，十分不妥，授人以柄，日本正是借生番是“化外之民”

出兵台湾的。

日本外务省对照会要求立即见复置之不理，直到9月才复照，且态度极为横蛮。

复照称日本出兵是根据柳原前光和毛董两大臣会谈之意行事的，真是强词夺理。

5月28日，日本派驻中国公使柳原前光抵到上海，福建布政使潘等人与柳原前光会面，进行诘问，要求退兵。

随着事态的扩大，总理衙门也知道徒以口舌不能解决问题，准备用兵。

5月29日，总署恭亲王奕欣在奏折中称：“因思日本兵船，既赴台湾，且有登岸情事，必须沈葆桢迅筹办法，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使彼无隙可乘，庶几潜消隐患。”

不久上谕准奏，并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布政使潘为帮办。

5月31日朝廷接李鹤年奏，报告了西乡从道的照会及复函情况。

6月5日朝廷又接李鹤年奏，称已向凤山、澎湖、厦门调兵，并阐述了对日军策略：“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实际上，这也是朝廷的政策。

这种政策不当之处在于，一是将台湾和生番分论，二是将日军攻打生番和攻击台湾腹地分开，并采取差别很大的对策，这就给人造成日本攻击台湾生番并不是侵略中国的印象，不利于中国依据国际法对日斗争使得以后对日谈判处于被动境地。

这种政策也显示出清政府恐惧战争的心理。

当然清政府也不是束手坐待，开始购船买炮，并请洋教习教授，准备接战6月9日朝廷再接李鹤年奏，报告日军与生番接仗及派人前赴台湾与西乡从道按约理论的情况。

上谕云：“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

6月中旬，沈葆桢和潘到达台湾。

一方面同西乡从道交涉，要求退兵；一方面招募兵勇，修筑炮台，加强军备。

此时清政府也有了进行战争的决心。

上谕指示：“沈葆桢等务当与之极力理论，断不可任其妄为，倘该国悍然不顾，亦当示以兵威，不得稍涉迁就，致误事机。”

6月22日，潘持沈葆桢致西乡从道的照会和柳原前光的函会见西乡从道，与之反复辩论。

由于日军进展并不顺利，中国战争准备越来越充分，西乡从道已有退兵之意，但心有不甘，因此露出索要兵费赔偿之意。

日军在台湾进展不利，而中国备战方殷。

7月日日本政府讨论“善后策”

，作出《出师之议》，决定扩大战争，并向陆海军两省下达了备战的指令。

日本立即向诸道征兵，购买兵舰，准备大战。

中国也积极备战，在澎湖诸岛建造炮台，在台厦间敷设海底电缆，向德国购置毛瑟枪，向丹麦订购铁甲舰。

并不断向台增兵，“一时兵勇骤增，声势颇壮。”

但双方并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

日本妄图通过谈判获取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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